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 河口慧海的入藏活動及其對日本藏學的貢獻 | 2022-01-12 |
| 文章来源：由「百度新聞」平台非商業用途取用"http://www.tibet.cn/culture/tibetology/1423039740201.shtml" 河口慧海（KawagutiEkayi，1866-1945）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進入西藏拉薩的日本人，同時也是諸多外國入藏者中一位頗具世界性影響的人物。對其入藏過程及其學術貢獻進行比較細致地考察，不僅有助于了解近代日本與中國西藏之間的關系史，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對日本藏學發展史的了解。因此，本文擬就河口慧海的進藏活動及其對日本藏學的貢獻做一考察。不妥之處，敬請識者指正。 一、河口慧海第一次入藏 （一）河口慧海的入藏動機 河口慧海，1866年1月12日生于大阪嬌市，幼名定治郎。15歲進入漢學者土屋弘（號鳳洲）的家塾“晚清塾”學習儒學。23歲到東京求學，進入剛開設不久的“哲學館”（1887年創設，即今天的東洋大學），1891年3月畢業。在哲學館學習時期，佛學家井上圓了對河口慧海以后的學術和思想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25歲時河口在東京五百羅漢寺剃度為黃璧宗僧侶，取法名“慧海”。不久，河口慧海出任該寺住持，致力于研讀《大藏經》。 日本的佛教經典幾乎完全是依靠漢文佛典翻譯的。河口慧海在研讀《大藏經》的過程中，發現同一經文的不同刻本內容相去甚遠，有的是順序顛倒，有的含義不一，很難甄別真偽。他認為研究佛典的最佳途徑是與原典對勘，因此找到梵文佛典顯得尤為重要。他知道佛教的發祥地雖在印度，但印度本土的佛教已為其他宗教所取代，很難找到梵文佛典，而尼泊爾和西藏卻將佛教繼承下來，還可以找到梵文佛典。因此，到遙遠的西藏等地搜尋梵文佛典是河口慧海的迫切愿望。 河口慧海向往去西藏取經，還與當時日本和歐洲學者重視藏文經典的觀念有關。他在哲學館求學期間，曾聽過日本印度學始祖南條文雄（1849-1927）的講座，其中談到歐洲的學者不太看重漢譯佛經，認為用藏語翻譯的經文，無論在文法上還是意義上，都比漢譯本準確、可信。河口認為：“如果藏語翻譯的經文是準確的，那么即使梵文經文已經失傳，利用藏文翻譯的經文也能進行研究。而且對漢譯經典和藏譯經典進行比較研究，不僅非常有趣，同時也是非常有價值的事情。因此，為了進行這種研究，必須到西藏學習藏語。” 此外，河口自從25歲時出家以后，僧俗事務纏身，不能專心地進行佛道修行，他認為如果這樣就失去了出家的意義。他以后追述說：“如果能到世界第一的喜馬拉雅高山中修行的話，可以遠離世俗，專修清凈妙法。為了實現這個愿望，是我越過喜馬拉雅山，進入西藏的主要原因。” 河口慧海立下入藏之志以后，開始做各種入藏的準備。他聽說在神奈川縣橫濱的三會寺有一個從印度和錫蘭（即斯里蘭卡）留學回來的叫“釋興然”的僧人，于是便去向他求教，學習巴利語佛典。但是，釋興然信奉的是小乘佛教，過了一年多，釋興然要求河口穿上黃色襲裝，改信小乘佛教，河口不從。這使釋興然非常惱火，1897年2月將河口逐出三會寺。是年6月26日，32歲的河口帶上朋友們捐助的500日圓，從神戶港乘上“和泉”號輪船，踏上了赴藏之路。 （二）河口慧海的進藏過程及在拉薩的活動 河口慧海選擇了經由印度、尼泊爾，越過喜馬拉雅山入藏的路線。他乘船離開神戶，經由香港，于7月12日抵達新加坡，25日抵達印度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逗留期間，河口慧海拜訪了該市的大菩提協會，在該會干事錢德拉·波斯的介紹下，前往大吉嶺專程拜訪著名藏學家薩拉特·錢德拉·達斯（SaratChandraDas，1849-1917）。達斯既是一名著名的藏學家，也曾是一名英印政府派遣入藏的高級文化間諜。他于1878年、1881年兩次潛入西藏，竊取了不少有關西藏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報，并盜走了一批價值連城的藏、梵文經籍。達斯返印后，他的秘密間諜身份暴露，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極大震動。后來西藏地方政府對與此事件相關的人進行了無情的處罰。 隨后在達斯的介紹下，當地一位學識淵博的老僧給河口教授了一年藏語。此后河口又住到一戶藏人家中，學習了半年的藏語。經過一年半的刻苦學習，河口的佛學知識、藏語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對西藏的了解也有所加深，他認為可以實施入藏計劃了。他選擇了經尼泊爾北側進入西藏的路線。河口認為從尼泊爾入藏，一是關卡少，二是尼泊爾境內有許多佛跡，還有梵文經書，便于考察研究。另外，日本人的足跡當時尚未及至尼泊爾，愿為人先，這也是河口選擇這條線路的原因。 河口慧海把自己的入藏計劃只是如實告訴了達斯一人，對其他人都謊稱要返回日本，為使人們確信他要返回日本，1899年1月5日，他乘火車從大吉嶺折回加爾各答。 1月25日，他步行進入尼泊爾境內，2月5日抵達首都加德滿都。3月7日從加德滿都出發，經尼泊爾的博克拉（Pokhara），與途中相遇的拉薩哲蚌寺僧人喜饒嘉措（蒙古人）結伴同行，繞過安納布爾納山（Annapurna）的北側，4月16日到達與西藏邊境只有29公里的察讓（Tsarang），這里是木斯塘王宮的所在地。 河口在察讓住了十個月，在此期間，他跟隨喜饒嘉措學習佛學、文法，并進行適應高山的負重登山訓練。1900年3月10日，河口從察讓出發，折回到一個叫瑪爾巴的地方，在這里他收到了達斯托人捎來的信和英文雜志，獲悉日本本愿寺派遣入藏的能海寬、寺本婉雅，在四川巴塘被當地藏族驅逐的消息。由于河口與達斯之間的聯系，當地人開始懷疑他是英國間諜。于是，6月12日他在一位向導的陪同下趕緊離開了瑪爾巴，經過道拉吉里（Dhaulagiri）山的北側進入多爾波（Thorpo），于7月4日進入今西藏境內。河口在這里看到了分別為長方形和圓形的兩個湖泊，他竟以自己的名字，把一個湖泊命名為“慧海湖”，另一個則用自己的別名命名為“仁廣湖”。隨后，溯雅魯藏布江而上，赴岡仁波且峰及瑪旁雍措湖等圣地巡禮，后返轉向東，于12月5日到了日喀則，停留三天。途中曾在薩迎逗留，訪問了納塘寺的印經院。1901年3月21日，也就是從大吉嶺出發兩年零三個月之后，河口慧海抵達拉薩，進入色拉寺。 河口慧海進入色拉寺以后，學習辯經及攝類學（bsaus-grva）。他借助自學的醫術治病救人，被稱為“色拉伊·阿木奇”（意為色拉寺的醫生），名聲鵲起。河口在以后的旅行記中回憶到，1901年7月20日，達賴喇嘛在羅布林卡召見了他，達賴贊賞他行醫治病，還答應以后給他安排職務。河口描述了當時的達賴有26歲，身高1.7米左右，“法王的尊容，按俗語說是不服輸的面相，眼睛像狐貍一樣向上翹著，顯示出堅決、敏銳的性格。” 對于河口慧海第一次入藏，是否渴見了達賴，后來入藏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觀表示懷疑。他寫到：“我并非首位入藏的日本人，1900年7月，河口慧海就已進入拉薩。當時達賴喇嘛的身體經常有點不舒服。河口慧海說由侍醫引見，他為達賴喇嘛看了病。可是當我向達賴問及此事時，卻得不到一個肯定的答復。所以，河口在首次入藏時是否見過達賴尚為疑事。1914年，河口再度進入拉薩搜集佛典，當時我在拉薩，但河口并未見到達賴。關于他的入藏目的，我只知道他自己寫的那些。但是我知道他在班禪喇嘛的幫助下搜集典籍。大藏經佛語部是以后班禪喇嘛出亡中國內地時送給他的，現保存在東京的東洋文庫。” 至于河口慧海是否給達賴喇嘛診治過疾病，在他的旅行記中沒有記載。他說在拉薩期間，結識了達賴喇嘛的御醫拉門堪布，得到器重，確有其事。河口慧海以后二次入藏時，拉門堪布還為他搜集佛經等提供了不少方便。 在拉薩期間，河口慧海借助其醫術，結識了西藏地方政府前任財政大臣強巴覺桑，并住進大臣家中，認識了大臣的同母異父哥哥“基堪布”，以他為師學習佛學。基堪布就是當時擔任拉薩甘丹寺“甘丹池巴”的羅桑堅贊。他知識廣博，老成持重，河口說：“我在西藏，從許多格西、喇嘛、隱士的身上學到了大量的知識，但是就學識的深度和廣度而言，誰也比不上這位活佛。” 然而，河口慧海在拉薩的好運不長，剛過一年，1902年5月20日，他的日本人身份敗露，于是決定趕緊逃離西藏。河口與前財政大臣強巴覺桑、甘丹池巴活佛、藏族商人查倫巴等匆匆告別，用兩匹馬馱上搜集來的各種經卷，雇傭了一名藏族向導，于5月29日倉皇逃離拉薩。經江孜南下，繞過拉汗措湖東側，于6月11日抵達帕里。后騙過春王溪谷的重重關卡，進入英印政府統治區內。7月3日到達大吉嶺，住進達斯的家中，十二天后，他托運的行李也安全抵達。 在他逃離拉薩后，西藏地方政府把曾幫助過他的前任財政大臣夫婦、商人查倫巴夫婦逮捕入獄。河口為了營救他們，計劃先去尼泊爾，通過尼泊爾政府去說服西藏地方政府。他先到了加爾各答，在這里他遇上正在印度考察的日本佛學家井上圓了、日本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1876-1948）。河口順便陪同他們到大吉嶺和圣城貝納勒斯旅行。井上圓了等人反對河口的營救計劃，而是催促他“趕緊返回日本，把西藏的黑暗實況介紹給大家”，“讓世界知道河口的入藏壯舉”。但是，河口堅持要營救為自己落難的朋友。 1903年1月10日，河口離開了加爾各答，巧日抵達尼泊爾，經人介紹，多次拜見了昌德拉·撒穆謝爾·拉納（ChandraShumshereJ.B.Rana）首相（1903-1929年在位），他允諾將河口起草的營救請愿書轉給達賴喇嘛，并答應用尼泊爾的梵文大藏經與日本的漢文大藏經進行交換。 以后達賴是否收到了河口的信，不得而知。從當時英國《每日郵報》記者E·康德爾的一條記載可知，1904年8月，榮赫鵬軍隊占領拉薩時，“釋放了一位色拉寺的老僧，他身體虛弱，進屋時都需人攙扶。據說其罪狀是他是偽裝成中國巡禮者的日本人河口慧海的老師。”不過，早在1904年3月17日（當時榮赫鵬尚未抵達拉薩），河口慧海就收到了曾任英印當局印、藏邊境事務官員蘭德爾·帕爾大尉的信，信中說：經他調查，可以確信因河口而下獄的老師已經獲得釋放。收到這封信以后，河口如釋重負。從以后的記載看，幫助過他的原財政大臣強巴覺桑，因是甘丹寺主的弟弟，也很快獲得了釋放。 1903年5月，河口帶上他收集來的梵、藏文文獻以及佛像、佛教藝術品，踏上了闊別六年的故鄉，像英雄一樣，受到日本民眾的盛大歡迎。 （三）人們對河口慧海身份的質疑 河口慧海成功地完成了西藏禁地的旅行，他的《西藏旅行記》不斷地再版，不少人評價他是一位偉大的探險家。可是，河口在《西藏旅行記》的序言中卻否認自己是探險家，他說“我去西藏，并未打算效仿勇敢的冒險家，建立探險之功。自己沒有探險家的資格。”當然，我們從他的旅行記中可以發現，在進藏過程中，他行動謹慎，準備周到，遇難時果敢決斷，而且還具有能夠忍受達到人類耐力極限的頑強精神和素質，因此認為他是一名出色的探險家亦不為過。 河口慧海冒險入藏，可以說是他執著求真的追求，也是中國西藏文化的巨大魅力使然。他的入藏計劃沒有得到政府或宗門的任何經濟援助。與稍后同一時期進藏的日本人能海寬、寺本婉雅、成田安輝以及后來的青木文教、多田等觀等相比，他是完全獨立自主的。 河口在拉薩期間，對當時西藏的政治、經濟以及國際關系等方面給予了相當的重視，他的記述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也被后來的學者廣泛引用。如河口對西藏地方政府與俄國之間的秘密接觸做過認真的觀察和記載。1902年，西藏地方政府預感到英國新的武裝入侵不可避免，于是派德爾智赴俄求援。當年，從俄國有一批軍火經庫倫、青海，分兩次秘密運抵拉薩。當時正在拉薩的河口慧海對這些事情都做了詳細記述，在此不贅。 由于河口慧海恰好是在英國的麥克唐納率軍武裝入侵西藏以前從西藏逃出，而且他在拉薩時，將俄國在西藏的滲透情況曾寫信告訴給他的藏語老師、曾是英國特務的達斯，返回大吉嶺后，無疑又將西藏的各種情況詳細介紹給達斯。因此，不少人認為英印軍隊侵入拉薩，利用了河口慧海提供的情報，懷疑河口慧海是日本間諜、英國的走狗。1982年，英國《時報》記者皮特·豪普嘉庫說：“歷史學家都把慧海看作刺探俄國在拉薩的動向的日本間諜”，“慧海通過他的藏語老師S.C.達斯向英國輸送情報”；英國人約翰·斯乃里古也認為“這個虔誠的佛教僧侶，收集、傳送這個禁區（指西藏）的關于政治形勢方面的情報，是日本政府的密探”，“無疑他是通過達斯，為英國服務的”。 也有為其辯解的學者。美國的東洋史專家P·海爾教授在《日藏接觸的半個世紀》一文中指出：“河口慧海被懷疑為一個間諜，其實不然，這可以從他的著作中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堅定的佛教徒，他既不是一個消沉無為的人，也不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但他自然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沒有像稍后進藏的寺本婉雅那樣卷入政治，但是他對西藏政治形勢的觀察是至關重要的，當時俄國對西藏的陰謀達到了頂峰。在英國入侵（1904年）西藏之前，中國對西藏的控制已減弱，河口慧海卻活動在拉薩這個舞臺上。對日本而言，河口慧海對西藏的觀察是日本關注西藏的一份有趣的實錄。日本染指中國，最初是從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和義和團事件開始的。” 河口慧海是不是為英國服務的日本間諜?筆者以為，根據現有的資料不能證明他是一名間諜，也就是說，在我們還沒有掌握確鑿的資料以前，不能做肯定的答復。但不管河口慧海的意圖如何，他給達斯提供的西藏方面的情況，以后被英印政府所利用，因此他間接地扮演了一個為英國服務的間諜的角色，所以，引起世人的懷疑也不足為怪。 二、河口慧海的第二次入藏活動 （一）在印度拜見班禪和達賴喇嘛 河口慧海返回日本不久，席不暇暖，又開始計劃第二次進入西藏。這次進藏的首要目的就是繼續收集藏文經典，另一個目的是途中完成與尼泊爾首相約定的，用日本黃璧版漢文大藏經與尼泊爾的梵文大藏經進行交換的任務。 為了籌措第二次入藏經費，河口慧海在歸國后立即進行了一系列募集資金的活動，他的友人肥下德十郎、渡邊市兵衛籌資為他購置了黃璧版的漢文大藏經，著名的民間財閥大倉喜八郎、澀澤榮一不僅慷慨解囊，給予資金援助，而且大倉喜八郎還與當時的英國駐日公使斡旋，要求為河口慧海從印度入藏提供方便。為此，英國駐日公使為河口寫了公、私兩封介紹信，把河口慧海介紹給當時的印度總督寇松。 1904年10月11日，河口慧海從神戶港出發，把準備獻給尼泊爾國王的漢文大藏經及其它日本特產等30箱禮物，委托給運輸公司托運到印度孟買。11月3日，河口安全抵達加爾各答。他立即向英印當局提出了入藏申請。由于當時榮赫鵬已率軍侵入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出走外蒙古。盡管河口拿著英國駐日大使寫給印度總督的介紹信，他的入藏申請還是被拒絕了。于是他決定先完成與尼泊爾首相交換大藏經一事。他抵達加爾各答不久，獲悉從日本托運到孟買的行李，因遇火災被毀，他痛心不已，所幸漢文大藏經因包裝結實被奇跡般地保存下來。 1905年2月，河口從加爾各答出發，3月到達加德滿都，會見了昌德拉·沙姆謝爾·拉納首相，獻上了日本黃璧版漢文大藏經（現完整地保存在尼泊爾國立古文書館）。但是，尼泊爾尚未收集好交換的梵文大藏經。他只好住在加德滿都附近的博達村，一面等待拉納首相的梵文大藏經，一面自己也主動搜集，并學習梵文。6月，河口得到了拉納的梵文大藏經，和自己收集到的經典一起寄贈給了東京大學。12月，他返回加爾各答。 河口慧海返回加爾各答后，渴見了被英國脅迫、正在印度滯留的九世班禪。關于這次會見，他在自己的《第二回西藏旅行記》中有一節“奇怪的會見”為標題的記述，說：雖然英印當局允許他會見班禪，但當時陪同班禪的英國駐江孜商務代理鄂康諾要求會見時不允許我與班禪說話。會見時，我信守承諾沒有問話，但班禪不斷向我提出問題，我只好回答，這使鄂康諾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以后經日本駐印度武官的斡旋，我又單獨會見了班禪。次年元月，河口還與班禪約好用日本漢文大藏經與西藏的藏文大藏經進行交換。 另據河口的記載，1906年初，為了拉攏九世班禪，以印度總督明托為首的英印當局，在加爾各答成立了一個名為“佛跡復興會”的組織，讓班禪出任會長，錫金國王任副會長，其中河口慧海擔任了該會的干事，制定規則，聯系各地的佛教徒。但班禪返回西藏后，印度總督明托一反常態，對修復佛跡一事不再支持，使該會變得徒有虛名，河口也脫離了該會。 1912年3月，河口慧海從印度貝納勒斯趕赴大吉嶺，拜見了正在這里滯留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但具體情況不詳。據河口的記述，通過這次會見，“消除了達賴喇嘛對日本所抱有的誤解，取得了信任。達賴喇嘛還愉快地答應了我的入藏請求。” 此后，直到1913年，河口慧海一直滯留在印度，一邊研究梵文經典，一邊在印度各地考察佛跡。這樣他在印度滯留了九年，其間又在尼泊爾滯留了十個月。 （二）進入西藏及其在西藏的活動 1913年12月20日，河口慧海從加爾各答出發，踏上了由印度進藏的旅途。雖然這時西藏地方政府對于日本入藏者幾乎敞開了大門，河口慧海也有達賴喇嘛的入藏許可，但英印當局依然對西藏采取著封鎖政策，嚴格禁止外國人從印度進入西藏。于是河口慧海決定選擇走間道。他與兩名藏族向導一起，從大吉嶺進入錫金，1914年1月12日，進入西藏境內。從此，他以日本人的身份公開活動。14日抵達岡巴宗，21日抵達日喀則。 河口慧海到達日喀則以后，住進一座瑪尼廟內。他在這里一邊等待他的行李，一邊受班禪喇嘛之托，翻譯一些新聞、畫報，采集當地的植物標本，給附近的病人治病。5月12日，行李終于被運到日喀則，河口給九世班禪獻上了用于交換的日本漢文大藏經及其他禮物。但河口收到的那塘版大藏經，卻因印刷的紙太薄，幾乎不能使用。他請求班禪提供紙質優良的大藏經。7月27日，河口留一人等待正在趕印的大藏經，自己與另三名腳夫一起奔赴拉薩。 8月7日，河口慧海一行抵達拉薩，被安排到已故噶倫擦絨·策丹旺曲（也譯作策丹嘉布）家中。河口隨即提出了拜見達賴喇嘛的申請，但達賴喇嘛正在閉關坐靜，未能馬上得見。當時正在拉薩的其他三名日本人青木文教、多田等觀、矢島保治郎前來他的住所問候。 抵達拉薩后，河口慧海拜訪了十二年前曾因他身陷圖圖的前財政大臣強巴覺桑及其兄甘丹池巴等人。據河口記載，1902年自己從拉薩逃出后，強巴覺桑被投入獄中。但因其兄甘丹池巴的努力，以及河口慧海通過尼泊爾國王給達賴喇嘛寫信等，使他幸免于難。在達賴喇嘛出走西藏期間，其兄甘丹池巴代理西藏僧俗事務，強巴覺桑便協助其兄處理各種事務，掌握著實權。強巴覺桑還給河口詳細介紹了這十幾年間西藏社會政治的變化。 9月29日，河口慧海在羅布林卡拜見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獻上大花瓶、絹繪掛軸、涂漆茶具、木雕等禮品，并請求達賴喇嘛給東京大學寄贈古藏文《大藏經》（佛部祖師部）。達賴喇嘛令僧職噶倫齊噶普堪布辦理贈送藏經一事。 1915年1月3日，河口在布達拉宮又拜見了達賴喇嘛，達賴答應賜給江孜大塔所藏的藏文大藏經寫本。1月19日，河口慧海離開拉薩，于26日到達江孜，在這里接受了達賴喇嘛賜予的寫本大藏經佛部共111函。1月20日，河口慧海離開江孜，1月2日到達日喀則，住到瑪尼拉康寺，準備從這里回國。14日，河口在離日喀則東十余里的夏魯寺發現了梵文經典三十九函，立即編制成目錄。夏魯寺住持給河口贈送了貝葉梵文法華經原典，以及寫在樹皮上的佛教詩集兩冊，使他喜出往外。他從班禪喇嘛那里得到了除約定交換的那塘版藏文大藏經外，還得到了歷代班禪的著作及其他禮品。 河口慧海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入藏計劃后，4月18日從日喀則踏上了歸程。他的離藏路線基本上與進藏路線相同，從日喀則、岡巴，途經錫金于5月4日抵達大吉嶺，于9月4日抵達日本神戶，河口慧海歷時十一年的第二次進藏旅行至此圓滿結束，時年屆50。 河口慧海返回日本后，在1915年9，10月份的《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等報紙上，分別以《西藏入國記》、《入藏記》為題發表了自己的第二回西藏旅行見聞，隨后開始翻譯和研究從西藏等地帶來的經典。以后的1925年、1928年、1933年，河口慧海從日本專程趕到北京、內蒙古、五臺山等地搜尋藏文經典，并多次拜見了正在祖國內地駐錫的九世班禪，還曾在北京大學舉行過講演。 1945年2月24日，河口慧海因患腦溢血去世，享年80歲。 三、河口慧海對日本藏學的貢獻 （一）關于河口的《西藏旅行記》 1903年5月，河口慧海返回日本。7月，《東京時事新報》、《大阪每日新聞》兩報的記者，將河口慧海的口述記錄以《西藏探險記》為題在兩報連載，長達155期。它滿足了處于“文明開化”、“富國強兵”時代的日本人對尚處于封閉狀態的西藏的好奇心，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1904年，日本出版社博文館將此合成《西藏旅行記》上下兩卷單行本出版。以后此書在日本多次重印或改版，截止到2000年，已有八種版本。 真正讓世界了解河口慧海的西藏旅行，使他享譽世界的是《西藏旅行記》英文版的問世。據河口慧海介紹，《西藏旅行記》（日文版）由博文館出版以后，在《東京時事新報》社福澤舍次郎等人的極力建議下，河口開始致力于用英文翻譯《西藏旅行記》的工作。1909年，河口慧海以“ThreeYearsinTibet”（《旅藏三年》）為名在印度瑪德拉斯和英國倫敦出版，使更多的讀者了解了西藏，河口慧海也因此而聲名遠播。 英文版《旅藏三年》的內容與日文版《西藏旅行記》有一些不同。它沒有了日文版獨特的冗長口語，章節也有所變動。日文版共由155回組成，英文版卻分103章，標題也有不同。英文版中省略了從日本出發前的經過，也刪去了返回日本時的部分記述，而增加了Aallswellthatendswell（善終萬事好）一章。 大概因為是口述體的旅行記，還有時間倉促，缺乏常識等原因，河口的《西藏旅行記》在表述方面有些粗糙，而且也存在地名、時間等不統一的毛病。盡管如此，《西藏旅行記》比較忠實地記錄下了一百年前西藏高原的自然風光、風土人情、神話傳說以及政治、經濟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當時的社會、自然風貌。河口慧海雖然不是一個民族學家，但他的旅行記具有田野報告的性質，他對自己看到的或聽到的事情作了直接的記錄和考察，尤其是對當時西藏社會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人的婚姻形式、婦女的地位、交易市場及方法、宗教儀軌、寺院制度、俄國的滲透等許多方面的記述，為學者們廣泛引用。由于該書對民族學、歷史學等學科的研究具有珍貴的資料價值，美國的國際性民族文獻研究組織HRAF（HumanRelationsAreaFiles）把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記》的英文版《旅藏三年》作為相關西藏的參考文獻資料給予收錄，并給予滿分5分的評價。日本評論家伊藤剛還撰文指出，河口慧海不僅是一個探險家，也是“文明開化史上的最后的僧侶”，他的“入藏旅行是思想探索之行”；“如果說《福翁自傳》（福翁即福澤渝吉）是貫穿著西歐啟蒙主義思想的‘文學’的話，那么《西藏旅行記》是充滿佛教思想的‘文學’的一個特例”，因此，河口慧海作為一個思想家在日本文學史、思想史、宗教史上應給予應有的評價。 然而，河口慧海畢竟是19、20世紀之交的日本人，他很難理解西藏社會的全部，也不可能更全面地了解西藏和藏族文化的內涵。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那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他的旅行記不時地或無意識地表現出日本人的優越感。河口慧海以文明者自居，貶損和歧視當地民眾的風俗習慣與信仰。在他的筆下，藏族文化是離奇古怪、野蠻落后的，不潔、迷信、不倫（一妻多夫之類）、美術的超自然性（歡喜佛的泛濫）等四個方面成為他指責的對象，甚至對西藏佛教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對西藏值得贊賞的是拉薩、日喀則的氣候、寺院中朗朗的誦經聲以及學僧們的辯經形式。因此，河口慧海兩本旅行記中的有些描述和分析是不恰當的，甚至是錯誤的。日本學者石濱裕美子女士也說到：“河口慧海的旅行記中問題點較多。例如慧海對西藏人的信仰生活，被當作是盲信、淫祠邪教而進行指責。其實這種觀點來自明治時代的日本人中普遍存在的對亞洲的蔑視，與事實相反。”我們從河口的旅行記中不難發現，如果沒有許多淳樸、善良、勇敢值得信賴的藏民在他落難時給予的救助，他是斷然走不到目的地——拉薩的。 （二）河口慧海與日本的藏學 河口慧海的貢獻不僅僅是留下了蜚聲海內外的《西藏旅行記》，他本人也是日本藏學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他對日本藏學研究的貢獻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為日本藏學研究的資料建設做出了貢獻。收集佛教原典是河口慧海兩度進藏的主要目的，因此，他在旅藏過程中（包括以后在中國內地的旅行），收集了大量的梵文和藏文佛教經典，這些大藏經和藏文文獻、梵文寫本等，現分別藏于日本東洋文庫、東京大學、大正大學、東北大學等圖書館。 據《河口慧海請來西藏資料圖錄》介紹，日本東北大學文學部東洋、日本美術史研究室還藏有河口攜歸的佛像144尊、佛畫261幅、經版28枚、佛具385件、動植物標本125件、礦物標本130件。以后，河口家私藏的20件佛像、佛具轉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約1000件植物標本藏于國立科學博物館分館。這些都成為日本藏學研究的珍貴文物，為日本的藏學研究奠定了資料基礎。在河口慧海之后，其他進藏者如青木文教、多田等觀、寺本婉雅等人又不斷搜集了大量藏文典籍，使日本成為世界上收藏藏文文獻最豐富的國家之一。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有些文獻與文物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獲取和劫奪的。 第二，對日本的藏學研究尤其對藏文佛典的翻譯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河口慧海1917年返回日本后，開始投身于對佛典特別是藏文佛典的翻譯和研究，這項研究可以說是河口慧海的主要事業，這方面的成果也最為豐碩，此不一一舉引。其實日本的藏學研究就是在研究佛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河口的研究不僅限于佛教范圍，還包括西藏的語言、歷史、思想、美術、民俗等其他領域。據日本學者高山龍三統計，河口慧海一生中撰寫的單行本著作（包括譯著）有41種，考證性論文80篇，登載在報刊上的文章36篇，其它有16篇，可謂著作等身。 第三，為培養藏學人才做出了貢獻。河口慧海先生精通梵文、藏文、英文、漢文、巴利文，正是這種語言功底，使他完成了許多佛典的翻譯、對勘工作。翻譯浩繁的藏文經典，需要大量通曉藏文的人才。河口培養的第一批藏語研究生中有池田澄達、阿部文雄、鈴木重信等人，以后又有橋本凝胤（藥師寺住持）、山田無文（花園大學校長）等數十人，還有不少是受各宗派派遣來學習藏語文的。 除培養指導藏語研究生以外，河口慧海還在大學講授藏傳佛教和藏語課程。先后在東洋大學、宗教大學（即后來的大正大學）講授藏語和佛教，1926年任大正大學藏語專業的教授，并出版了《西藏文典》、《西藏語讀本》等。 1940年，河口慧海75歲時，把自己的藏、梵文經典、文獻等捐贈給了東洋文庫，以后在該文庫內設河口（慧海）研究室，他在這里編纂《藏和辭典》。 關于河口慧海對日本藏學的貢獻，日本著名藏學家佐藤長先生在他的英文論文《日本的西藏史研究》中有一段不失中肯的評價，特引于下： “日本的西藏史研究，自小栗棲香頂于1877年發表《喇嘛教沿革》，從19世紀后半期就開始了。但這些是他們從北京等地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僧侶中學來的。19世紀末乃至20世紀初，有幾人進入西藏報告了那里的情況。其中，最初進入西藏的是河口。他在二次旅藏過程中，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東西。在他的著作中，《西藏旅行記》相當有名，他還寫了大量相關佛教和西藏文法方面的文章。河口慧海及之后進藏的青木文教、多田等觀三人，除寫了大量相關西藏的入門書，發揮了教育性的作用外，還包括西藏史的內容。但是他們所反映的是傳統的西藏歷史，這與今天的西藏史學中認可的東西不同。上述三人包括寺本婉雅，雖然不能說這些入藏者對西藏歷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廣義上，他們的記錄構筑了日本藏學研究的基礎。特別是河口慧海和多田等觀攜歸的藏文大藏經以外的藏文文獻中，有不少相關西藏歷史的資料，這給下一代的西藏史研究做出了貢獻。” 總之，河口慧海是歷史上第一位進入西藏拉薩的日本人，從此拉開了歷史上日本與我國西藏進行接觸的序幕。河口慧海兩度進藏的目的是為了收集佛教原典，而且他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目的。與同時期進藏的日本人不同的是，河口慧海既非受官方派遣，亦非宗教寺院派遣，而是根據個人的意愿進入西藏，這使他的入藏活動具有某種靈活性和自由度，這也是他歸國后一直在民間活動，沒有涉足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河口慧海對處于萌芽發展時期的日本藏學研究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是日本藏學研究的先驅者。 原標題：河口慧海的入藏活動及其對日本藏學的貢獻 （責編：翟新穎）（責編：） 關鍵字標籤：佛桌訂製 |
|
 |
|
